编辑部推荐|《我生于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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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15日,伊塔洛·卡尔维诺出生在古巴小城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父母为他取名伊塔洛(Italo),以提醒他不要忘记了故乡意大利(Italia)。两年后他们迁往意大利圣雷莫。在1979年的一次采访中,卡尔维诺说:“我生于圣雷莫……我既生于圣雷莫也生于美洲。”访谈录《我生于美洲》即得名于此。

卡尔维诺一生中接受了200多次采访,《我生于美洲》收录有其中的101篇访谈,时间从1951年跨越至1985年。多位采访者都在手记中指出,卡尔维诺对口头交流的方式相当抗拒,他不擅言谈,语速缓慢,在讲述时充满犹豫和停顿,有强烈的用词焦虑:“我痛恨一般化、近似的词。现在我听到我说这些词,说这些普通的东西,我就对自己有一种厌恶感。这些从口中说出来的单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不成形的东西,这让我无比恶心。我试着在写作中,将这些总是有点恶心的单词变成一种精确的东西,这可能是我生活的目标。”对于卡尔维诺而言,生活中的单词日趋普通和贫乏,已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只有在写作中,他才能与世界进行真正的沟通。

卡尔维诺的作品以风格多变著称,而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得以顺着时间的脉络逐渐了解他每一本书的创作思路和想要实现的目标。比如,在1972年的《城市,记忆与欲望之所》和《五十五座城市》这两篇访谈中,卡尔维诺重点讲述了《看不见的城市》的创作构思,他希望让这本书呈现出一种数字结构:“好几个月我不做其他事情,一心尝试所有可能的方式来整理这五十五章;这是一项要用电子计算机运算的工作,我画了数百张列表和图表,最后我走火入魔了一般,以至于我在走路的时候都可以凭记忆来进行这项工作。”在晚年进行回顾时,卡尔维诺表示,在自己的众多作品中,《看不见的城市》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在文本之外,卡尔维诺的生活也与他的作品形成了某种呼应。在《1978年的形势》这篇访谈中,卡尔维诺说:“寻找一个独立存在的恰当距离就是《树上的男爵》的问题。但二十年过去了,我越来越难以在主流思想行为的疆域中立身。别处又都无法令人满意,我找不到落脚点。然而我拒绝人云亦云的所在之处。我更喜欢待在一旁继续自己的话题,等待重新回来,就像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立场一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文学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将如何被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人们反复经历,并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

在作家的身份之外,卡尔维诺还在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多年,对意大利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形势和命运有着犀利的洞察。不过,在讨论的同时,他始终对“地方主义”的思考倾向保持警惕:“如果我们能按世界方式(在星际时代,这是最低要求)而不是地方方式进行思考,我们将成为未来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无用的棋子。”这一“世界公民”的身份自觉同样也表现在他旅居都灵、纽约、巴黎等世界多个城市的经历中。他从未认为自己“定居”于某一城市。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文本创作中,卡尔维诺对于固化的思维倾向、标签和定义都是极度敏感的,他以一种极为开放和灵活的态度进行着自己的文学与人生实验。

对当时流行的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这一话题,卡尔维诺也带着一种冷淡的兴趣(一度相当排斥这个话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反对人们试图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建立联系的想法,在他看来,“文学叙事和电影叙事是没有任何共性的活动。前者是用普通的词语唤起精确的图像,后者是通过必然精确的图像唤起普通的情感和思想”,它们“没有任何可以相互传授和相互学习的方面”。

在对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上,他也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倾向。比如当被问及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时,他放弃了一贯字斟句酌、周密严谨的表达方式,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知识分子都见鬼去吧!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恰恰不是我担心的。我无法容忍知识分子这件事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我一闻到那种语言、那种思想的气味,就要逃开。”而这也正是阅读作家访谈的乐趣所在——身为文字的工匠和虚构的大师,作家往往是最会掩饰或塑造自己的人,只要他想,我们或许永远无法通过其作品之外的任何方式来真正看见他们,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多少取决于一些完全随机的因素——访谈时当天的心情、对时间的把握、和采访者的关系,但总有一些细微的瞬间,让我们感受到作家们在文本背后的一面。

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在被问到在孩童时期自己玩些什么时,他的回答流露出些许感性的气质:“我跟……空间玩,跟环境玩。游戏分为有限环境里(比如说足球场)的游戏和一个环境之外的游戏……走一段路就已经是一个游戏了。比方说: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在大人带他去散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他看到一堵矮墙,他想在墙上走,当然可能握着大人的手。其实,诸如矮墙之类的事,我记忆犹新。”长大后的卡尔维诺,则在文字中找到并建立了一个更宽广的游戏世界,写作并不容易,但对他而言,“那些容易做到的事没有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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