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的领导和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中尉合影。 资料图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志愿队和空军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飞机失事屡有发生。许多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地后，遭到日军追捕。中国军民冒着风险极力营救美国飞行员，谱写了一幅幅悲壮、动人的画卷。
1945年，美国飞行员哈罗德·托勒特中尉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被日军高射炮射中，负伤跳伞。好在，哈罗德·托勒特被当地军民所救，顺利康复并返回美国。一场交织着血泪与友谊的拯救美国大兵的故事，时隔多年，依旧让人动容。
1945年年初，美国飞机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由日军占领的机场、造船厂等军事目标和军工部门进行多次轰炸、扫射。1月21日，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21战斗机队的26名飞行员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飞抵上海，对日军控制的龙华机场进行轮番扫射。霎时间，各目标区黑烟直冲云霄。
对于美军的轰炸，日军也出动了空中、地面火力进行反击。其中一架美军飞机被日军击中，油箱起火，冒起了浓烟。
22岁的美军中尉飞行员哈罗德·托勒特，飞行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飞机已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忍着被灼伤的剧痛被迫跳伞，降落在浦东三林镇滨浦乡薛家宅，机上的其他飞行员不幸去世。被击中的飞机拖着滚滚浓烟，斜斜地插入地面，坠毁于现浦东新区三林镇附近的一块麦田里。
薛家宅的许多乡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保长薛和尚，村民薛雨亭、陆阿乔等人迅速赶了过去，共同参与营救美籍飞行员。
托勒特是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的中尉，出生于美国阿肯色斯，1944年11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到被击落时，他在中国已经直接参加作战13次。
托勒特见有中国民众聚集过来，赶紧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本子，上面写的是一些中英文对照的短句，用于在紧急时刻求救。然而，赶来的几个农民都不识字，托勒特非常着急，不停用手比划着。尽管语言沟通不畅，但几个村民还是带着托勒特，躲到了距离出事地点最近的陆阿乔家。薛和尚见事态迫切，急中生智，将托勒特衣服埋藏土下，以灭形迹，还帮忙藏好了托勒特的降落伞及有关物品，让他换上了乡民的衣服、帽子和鞋子。几个村民给托勒特烧了开水，拿来食物给他充饥。
但陆阿乔家毕竟不能久留，薛和尚等人就领着托勒特躲到了距离村子两里地的瓜地窝棚里，正逢寒冬，这里人迹罕至。随后，村民又托人找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队员、三林镇上的米行老板吴进根。吴进根马上把托勒特转移到小圩村，并连夜将消息报给了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薛和尚还告诉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决不能把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情透露出去，这关系到全村村民的安全。
第二天清晨，淞沪支队派人赶到托勒特藏身的地方，通过水路，用摇船将托勒特转移到部队驻地。托勒特康复后，安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美军飞机坠毁上海浦东三林镇的当天，日本宪兵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只不过，大肆搜索后只发现了一些飞机残骸，并没有找到被村民藏起来的美军飞行员。之后，日本兵找部分村民盘问，因为保长早有交代，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浦东日本宪兵队队长大野茂、宪兵队特高科班长久保江保治、杨思桥支队军曹片冈晃、杨思桥支队对伍长大森满雄、东昌路分队军曹野间贞二、东昌路分队一等兵森下宗雄、军曹平田清一等一伙人，求功心切，巡查数次仍然没有结果，怒不可遏。
第二天，浦东日本宪兵队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员四处打听，村民小心谨慎，见到陌生面孔，能回避的就尽量回避。第三天，日本宪兵见软的不行，就在村头架起机枪，把村里百姓赶到一起，开始恐吓打骂，几个村民被倒吊在树上反复拷问。当时，一个新郎正巧来村里迎亲，被日本兵打瘫在地，只能坐着迎新娘的花轿回家。尽管这样，日本兵还是一无所获。
此后几天，日军又派出几个会讲浦东方言的便衣，潜伏在村口茶馆打听消息，并以金钱为诱饵。最终，两个贪财的村民中了圈套，向日本人提供了线索，讲出了知情人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镜如的名字。
1月27日，日本宪兵队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亲率宪兵，再次来到临浦村薛家宅，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镜如，把他们带到位于东昌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即“颖川小筑”，系建于1922年的富商陈桂春私宅)。那年，薛和尚50多岁，长得人高马大，薛镜如是个只有14岁的少年。年纪尚幼的薛镜如被扔在牢房，薛和尚被日本人带走，严刑拷打，要其交代美军飞行员的去向。
薛镜如对这一段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大伯一听要去东昌路，一时脸色铁青，一路上连话也不说。当天下午到了宪兵队，我被扔在了牢房，大伯被带走了。到了晚上，我在迷迷糊糊间听到牢房门有声响，急忙冲过去——大伯浑身衣衫破烂，血肉模糊，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要扶着牢门才能站住。没过多久，大伯又被拉了出去，由于年纪小，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晚的时候，大伯被送回牢房，身上没一处是好的，已经没法说话，不久后就咽气了，至死也没有说出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薛和尚至死没有透露一句。他深知，自己不只是在保护美国飞行员，更要保护全村的乡亲们。如果日本兵知道村里人救了美国人，全村人都得遭殃。反复几次，薛和尚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
日本宪兵又把目标转向薛镜如，他们先用糖果、点心，企图诱骗其说出真相。但是依旧没有获取任何信息。他们就用棍子、皮鞋踩打他，遍体鳞伤的薛镜如仍然没有开口。日本宪兵还逼薛镜如洗去其大伯脸上的血迹，并把尸体从东昌路日军宪兵队队部移往三官堂，试图恐吓他。日本宪兵看实在榨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就准备释放薛镜如回家。
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班长久保江保治电话通知杨思桥支队军曹片冈晃，让薛氏家属到宪兵队队部将薛镜如接回家里。片冈晃通知薛和尚的胞弟薛泉根前往三官堂认尸殓尸。薛和尚家是一个大家族，家中亲属众多。而后，日本宪兵又借机分别将薛和尚的胞弟薛泉云及亲属薛丫头、薛章东等人押往宪兵队，除了对他们肆意毒打、棒击足踢外，又将薛泉云等双手反绑，悬吊屋梁，乱挥棒棍，打得遍体鳞伤。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各地组成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拘押及审判，上海军事、政法机关也号召受害人予以控告。被害人薛和尚的弟弟薛泉根首先出面，附呈死者薛和尚的3张照片，到驻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战俘管理处告发。于是，有关部门于1946年2月9日将久保江保治等日本人逮捕，不久转解上海军事法庭侦查。军事法庭在侦查期内，证人薛泉云、薛炳祥、薛林根等人供述了当时受刑的情形，法庭带他们到沪西集中关押日军战犯、战俘嫌疑人的场所，当场指认出片冈晃、大森满雄、野间贞二、森下宗雄等，这一伙人就是当时对三林镇临浦村薛家宅乡民实施拘捕及酷刑的漏网人员。军事法庭即把片冈晃等人予以拘留侦讯。
1946年5月31日上午，上海军事法庭首次对薛和尚被害案的一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审。法官蒋保鳌首先传讯久保江保治、片冈晃、大森满雄、野间贞二、森下宗雄、世谷传造、早原勋7人(涉案的大野茂、曹平田清一在逃)。分别讯问他们搜索美籍飞行员、拘捕薛和尚及毒打致死的情况。7个日本人互相推诿，避重就轻说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话，并把许多要害之处推向已经逃跑的宪兵队队长大野茂和军曹平田清一身上，时间直到中午12点40分，首次庭审始告讯毕。
同年6月6日下午2时，上海军事法庭再次提讯这7人。开庭后，首先由检察官顾永泉宣读起诉书，这几人仍然矢口否认犯有拷打及虐杀薛和尚及其亲属的行为。对此，法庭传唤证人，薛镜如、薛泉根、薛毛囡、薛林根等8人对受审的日本人当庭指证。他们指认野间贞二、片冈晃、早原勋等是实施酷刑及拘捕薛和尚的凶犯。不少人还当场揭发自己遭日本人毒打的事实。在确凿证据前面，野间贞二还故意狡辩，希望将逃跑在外的大野茂及当事人平田清一捉拿归案以明真相。
由于薛和尚被害案涉及当事人、证人众多，案情比较复杂，经法庭反复调查开庭，一年以后，即1947年10月28日，上海军事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浦东东昌路日宪兵队特高科科长久保江保治死刑，军曹野间贞二死刑，暂押提篮桥监狱押。对事出有因，但证据不足、参与该案的宪兵片冈晃、大森满雄、森下宗雄、云谷传造、早原勋无罪，当庭释放。
对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两名死刑犯的执行书，报经国防部审批。1948年3月11日核准执行。出差在外的法庭庭长石美瑜奉令后，马上从南京赶回上海，布置工作。15日上午11时，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徐乃堃偕同通译官、京沪区护路司令部上校参谋王仁明、主任书记官施泳、书记官王成华，并武装宪兵一班，前往提篮桥监狱，设置公案，提押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两战犯。石美瑜庭长亲自到场监察行刑，旁观者有国防部战犯监狱第二科中校副科长张品之、提篮桥监狱总务、警备、作业三课人员以及高院看守所人员多人，顺序站立两旁观看，还有多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在场。
11时55分，法庭将两名日本战犯提至监狱钥匙间盖指纹。久保江保治在前，野间贞二跟随在后。两犯请求提供纸张钢笔留下遗书，还要了两支香烟。
他们向在场对战犯监狱的训导主任表示谢意，说道：“蒙你的照应和训导，我们很感谢，现在我要去了，中国的官长待我们很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的死，不是因犯罪而死，我们不承认有罪，我们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
美军飞行员托勒特则经历了另一种人生。他被浦东三林镇薛家宅的乡民营救，随淞沪支队生活了一周。当时，淞沪地委组织部长金子明和淞沪支队秘书鲍季良会讲一点英语，就和托勒特攀谈起来。那段时间，国际社会对了解比较多，对则知之甚少，因此托勒特心里有很多疑团。
托勒特直言，自己并不知道“新四军”，在登机起飞前，队长告诉他如果遇到不测，可以飞到郊区再跳伞，会有部队接应。金子明笑着说：“‘七七事变’后，先后有几十万军队来过上海，但在日军进攻后都撤退了，只有领导的新四军在上海坚持与日军打游击战，所以你就获救了!”
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淞沪支队给托勒特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当时托勒特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能每天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就为他缝制了中式服装，还为他寻来了黄油、罐头、咖啡等“洋货”。康复期间，托勒特教几位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新四军战士则教他跳秧歌舞。
后来，支队部将他送往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经过一个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新四军为他准备的欢送会上，托勒特激动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把我从敌人的包围中救了出来，现在又要护送我回去。我很希望能再和你们见面!”他还表示，“我们过去因傲慢而轻视中国人的事，请你们原谅。这实在是错误的观念。我将设法告诉我们美国人，使他们有个正确的态度。”
上海人民救助美国飞行员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托勒特回到美军部队后，将自己被中国乡民和新四军救护的事情传播了出来，许多人知道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勇敢和中国的抗日决心与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托勒特的妻子曾来过中国，对当年上海人民及新四军部队救助托勒特一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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